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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人對口述歷史的了解，大抵是從唐德剛這部《胡適口述自傳》開始的。這是他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「中國口述歷史學部」所公佈的胡適口述回憶十六次正式錄音的英文稿，和他自己保存、並經過胡氏手訂的殘稿，對照參考，綜合譯出。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親身交往，提著錄音機完成的一項偉大「口述史傳工程」。

胡適先生此書的重點是對自己一生的學術作總結評價，而這評價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，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甚麼出入，所以正如唐先生所說，讀過胡適《四十自述》的人，在這一本口述中很難看到新東西。但唐德剛先生在把英文口述譯為中文後所作的注釋評論，卻是不可不讀的好文章。本書「傳」與「注」已成為一不可分割的整體，就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而言，注釋部分的分量，恐怕還遠在傳文之上。七十年代海外史學界盛稱「先看德剛，後看胡適」。唐先生在這些注中所表現出來的學養見識具有難得一見的才情風致，真正讓人有讀其書想見其人的欽慕之感。

就寫作的體裁來說，本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、自成一格的「學術性的自傳」。也是一本簡單明瞭，童叟無欺，而包羅胡適學識、思想、生活、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。是一部最淺近的、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、胡適自撰的「胡適入門」。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，抽空瀏覽過，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，把他們概念中的「胡適」，整理得更有條理。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、夫子自道的「胡適學案」。一般遣興讀者，工餘飯後翻翻，也可大略體會出，胡適底「反動言論」和「毒素思想」的來龍去脈。至於它是毒草還是香花，胡適自己並沒有「自賣自誇」；他只是「據實招來」而已。賢明的讀者們──不論批胡也好，擁胡也好，既批又擁也好──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。


作者簡介

胡適（一八九一 ~ 一九六二）

原名嗣穈，學名洪騂，字適之，筆名天風、藏暉等。安徽績溪人。一八九一年一二月十七日出生。幼年受私塾教育。一九○四年赴上海，入梅溪學堂、澄衷學堂、中國公學等校接受新式教育。一九一○年考取庚款留美生，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。一九一五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，師從杜威，深受影響。一九一七年一月，他的〈文學改良芻議〉一文在《新青年》雜誌發表，被詡為文學革命「首舉義旗的先鋒」，一時享譽全國。一九一七年完成博士論文（一九二七年獲博士學位）後回國，任北京大學教授，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。胡適提出文學革命要創造一種「活的文學」，即「國語的文學」；並把白話文學提到「中國文學之正宗」的地位，這是文學觀念一個大變革。在治學方法上，他提出的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」，在學術界也深有影響。所有這些，使胡適成為「五四」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。一九二二年創辦《努力周報》。一九二七年與徐志摩等人合辦《新月》雜誌。一九三二年創辦《獨立評論》。一九三八~一九四二年任駐美大使。一九四五年任北京大學校長。一九四九年離上海赴美。一九五八年離美回臺灣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。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病逝臺北。

唐德剛（一九二○ ~ 二○○九）

一九二○年八月二十三日生，安徽省合肥縣人。國立中央大學（重慶）歷史系學士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（紐約）碩士、博士。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、哥倫比亞大學、紐約市立大學，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，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。著有《李宗仁回憶錄》（中英文版）、《顧維鈞回憶錄》（英文原著，紐約時報系發行，大陸有中譯本）、《胡適口述自傳》（中英文版）、《胡適雜憶》（中文版）、《中美外交史1844-1860》（英文版，華盛頓大學出版）、《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-1911》（中英文版）、《晚清七十年》、《袁氏當國》、《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-1976》、《張學良口述歷史》、《五十年代底塵埃》、《史學與紅學》、《書緣與人緣》、《戰爭與愛情》（遠流）等書，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、政論、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、雜文數百篇。二○○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，享壽八十九歲。

著作：
《晚清七十年（壹）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》
《晚清七十年（貳）太平天國》
《晚清七十年（參）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》
《晚清七十年（肆）義和團與八國聯軍》
《晚清七十年（伍）袁世凱、孫文與辛亥革命》
《袁氏當國》
《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-1976》
《五十年代底塵埃》
《書緣與人緣》
《史學與紅學》
《胡適雜憶》
《胡適口述自傳》
《張學良口述歷史》
《戰爭與愛情》
《李宗仁回憶錄》

孤獨的文學實驗大膽的革命宣言
在一九一六年的十一月，我開始把我們一整年非正式討論的結果，總結成一篇文章在中國發表，題目叫做〈文學改良芻議〉。

在那篇文章裏我提出八條很溫和的建議。你可看出，縱是這個題目也是很謙虛的。我已經不再用我向朋友們所常時提到的「文學革命」了。「文學革命」一詞在我的詩和信裏都常時提到，在朋友們給我的信中也常時提起。有時他們用的是開頑笑的態度，但是有時也很嚴肅。可是當我第一次要把我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，和我自己的結論，撰寫成文章，送到國內發表的時候，為考慮到那無可懷疑的老一輩保守分子的反對，我覺得我要把這一文題寫得溫和而謙虛。所以我用這個題目，說明是改良而非革命；同時那只是個「芻議」，而非教條式的結論。

下面便是我那篇文章裏所提出對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：
一，須言之有物。
寫文章的人一定先要有一些值得一說的東西，才下筆。重點應在內容而不在形式。

二，不摹仿古人。
在這一條裏，我乘機夾入我對中國文學史的看法。後來我叫它做「文學演變觀」。其重點是一個時代要有一個時代的文學。後一代毋需摹仿前一代。同時我也指出十三四世紀中所產生的、用語體所寫的俗文學──如故事、小說、雜劇等等的重要性。

三，須講求文法。
這一條乍聽起來，似乎有點荒唐。但是我們這些對中古中國文學相當熟悉的人都知道，那時的作家寫文章，往往不講求文法。中文的文法本來很簡單，可是那中古作家們，運用了各種形式如對仗、駢儷、典故等等故意把它弄得複雜了。因而千多年來，寫古文的人對文法的分析與結構全不講求。

四，不作無病呻吟。

五，務去爛調套語。

六，不用典。
用典是中國文學裏自中古時期遺傳下來的一種花樣。古代作家原無此惡習。可是自中古到近代，中國詩文簡直是典故的天下。在這篇文章裏，我對用典的批評寫了很長的一段，因為兩千年來，中國文人已把這種傳統弄成習慣。要人家作詩文不用典，是件駭人聽聞的事。

七，不講對仗。
中文裏「對仗」這玩藝用英文來解釋實在很不容易，可是對仗在中文裏實在太普遍了。

八，不避俗字俗語。
這條最重要，但是我寫的還是很溫和。我的用意是說，「在所有的文學裏，皆用活的文字──用俗語──用白話！」為強調這一點，我就公開的說我承認那些偉大的小說如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和那些我在本篇中所列舉的當代通俗小說，比那些仿古的作品更能代表時代。我坦白地指出，那些幾百年來都為人民大眾所喜愛、而卻為文人學者所鄙棄的白話小說、故事說部和戲曲都是中國出產的第一流文學，其原因便是由於他們所用的文學工具之有效率，換言之，也就是它們是不避俗語俗字的作品。

那一篇對中國文學做試探性改革的文章是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寫的。我一共複寫了三份。一份給由我自己做主編的《中國留美學生季報》發表。《季報》那時是由「商務印書館」承印的。另一份則寄給當時一份新雜誌《新青年》。該雜誌由陳獨秀主編，已出版數年。陳氏於一九一六年受聘為國立北京大學文科學長。